近期，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在国家层面被频繁提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11月8日召开的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中央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全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11月12日召开的地方国企改革和监管工作视频会议上，张国清强调，要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强化覆盖全级次子企业的穿透式监管。
国有企业是国家创新链条的关键枢纽，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骨干中坚。在全球经济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国有企业面临着急剧变化的市场需求和严峻的产业转型压力。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继续把改革创新推向前进。
基于此，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大会释放出国家层面推动国有企业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强烈信号。
国资委也在加紧部署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工作。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在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表示，国有企业要增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紧迫感，进一步转换思维、转变理念。下一步，国资委将持续优化监管机制，出台务实管用举措，支持推动中央企业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全力锻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张玉卓表示，国资委将坚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一体推进，力争到2030年推动中央企业实现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倍增，原始创新能力明显增强，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明显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明显提高，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位阶和作用明显提升。
从现阶段的举措看，国资委正在通过调整各级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等方式，全面打破国有企业创新容错机制背后的顾虑，推动一场国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全体行动。
国企容错机制落地
近年来，央企科技创新呈现出积极变化。神舟家族太空接力，“奋斗者”号、深地塔科1井挺进地球深处……中央企业在战略高技术领域积极抢占制高点，在“卡脖子”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攻克短板。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央企获奖108项，数量再创新高；国家电网、中国宝武、中国移动、中国石化等不同行业领军央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央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从源头上解决我国产业体系“缺基少核”的问题迫在眉睫。
为鼓励国有企业积极探索未知领域、大胆试错、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近年来，国家在多个层面推动国企容错机制，鼓励其在改革中大胆探索。国资委多次发声支持国有资本的容错免责，力图在新兴产业和高风险市场中为国企铺设安全网。
今年以来，国资委多次提及国有资本容错和免责机制，探索建立更加包容审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国资监管体系，支持国有企业大胆试错。国有资本容错免责机制开始落地。
10月24日，《深圳市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首次提出“大胆资本”的概念，并在文件中对总体要求、实施路径、完善容错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与此同时，湖北省出台了《湖北省国有企业容错免责事项清单（2024年版）》，列举了10种可予以免责的情形，涵盖了前瞻性产业投资损失、种子期投资不确定性、科创研发失败等多个方面，为国有企业参与创投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和保障。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认为，容错机制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国资监管体系更加包容和审慎，鼓励国有企业在高风险市场中发挥创新优势，给予国有企业在试错过程中的安全感和“定心丸”，使它们可以放心大胆探索高风险的新兴产业和模式，尝试更具前瞻性的创新项目。
容错机制产生的积极影响之一，是能够推动产业的整体升级。通过鼓励国有企业大胆探索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容错免责机制为产业链的优化和延伸提供了动力。
国企容错机制全面铺开的关键
在多位国企人士和业界学者看来，转变国有资产考核评价方式和任用敢于试错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国企容错机制全面铺开的两大关键。
以创投市场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王鸿鹭表示，传统的国有资产考核体系将保值增值作为重要目标，这种考核方式在很多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面对创投市场这样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时，可能会限制国有资本的灵活性。
“现有的国有资产考核方式可能会使国资管理机构在投资决策时更加谨慎，有时甚至会因为担心潜在的责任而错过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项目。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资本在创投市场上发挥其全部潜力。”王鸿鹭说。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曾公开表示，对国资管理机构来说，假如投资了100个项目，其中99个都成功了，但是有一个项目投资失败了，就需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导致国资管理机构在做股权投资时，容易出现风险厌恶行为。
王鹏认为，国企容错机制的核心在于为改革创新者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特别是当改革者非主观故意且无私利动机的情况下出现的失误，能够获得谅解与包容。国企肩负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任，但由于其资产的公共性质，创新往往面临更高的压力和风险。因此，容错机制的价值在于通过政策支持减轻改革者的心理负担，激发他们勇于创新、敢于尝试的活力，从而推动企业在新兴市场和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表示，未来，国有资产的考核应更具灵活性，要考虑战新项目的“战略亏损期”，既要看项目的短期经济效益，也要看长期效益；既要看个别项目的盈亏情况，也要看战新项目投资的整体绩效。与之相配套，央企要实施差异化、长周期的考核评价和中长期激励机制，细化各种场景下的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算好全局账、长远账。
选用敢于试错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国企容错机制全面铺开的另一关键。有国企人士说，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的“山芋”，一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可能担心因无意之失而“挨板子”，放不开手脚去攻坚克难。国企容错机制应该成为真正为改革者卸包袱、为干事者撑腰杆的创新制度，进而摒弃遇事往后躲、矛盾往上交的企业领导人员。
关于严格筛选国企领导人员，近期，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党建研究》刊发署名文章《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国资央企高质量发展》中明确要求，大力选用勇于担当、本领高强的企业领导人员。做实做细合规免责机制。支持各级企业领导人员大胆试、大胆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大显身手，真正营造“科技创新没有错误、企业研发不谈失败”的氛围。同时国资委要求，将以更大力度支持推动中央企业不同类别、不同层次领导干部和科技人才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人工智能知识，提高党员干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水平。
容错更要纠错
容错机制在国企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通过明确规定哪些失误可以被宽容的情况下，一家国企在容错机制的支持下可能大胆进入数字经济领域，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不适合该市场后迅速调整方向而不会受到惩罚，这让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具备了更强的适应性。
但目前多位国企人士反映，其实际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界定哪些失误可以容错，哪些必须追责。
王鹏认为，国企的创新失误是否因客观条件造成、是否属于合理判断失误等，这些因素都需要严格甄别。例如，决策失误是由于政策变动导致，还是因为缺乏尽职调查而产生的判断失误，都决定了是否应该追责。清晰界定失误的性质，是确保容错机制不被滥用的关键。
在实际决策中，一些国企领导人员的失误、错误是在先行先试、缺乏经验、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产生的探索性失误、无意性过失，与明知故犯、胡作乱为有本质区别。业界认为，要旗帜鲜明地鼓励和保护大胆创新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让敢改革、想改革、能改革的领导彻底打消怕当“出头鸟”的顾虑，在改革创新的大潮中勇当“弄潮儿”。
另外，王鹏等专家学者提出，容错机制的有效实施需要一套完善的配套制度作为支撑。包括尽职调查、风险管理、绩效评价在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是容错机制顺利运行的基础。若没有严格的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体系，容错机制可能变成规避责任的渠道。这就要求国企在建立容错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其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内控和监督机制，确保容错的合理性。
“国企在实施容错机制进入高风险领域时，专业人才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进入创投市场、新兴产业等需要大量具备专业投资和管理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当前部分国企在这些方面的人才储备不足，导致即使有容错机制的支持，企业仍无法有效推进高风险项目。因此，加强国企在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引进，确保企业在容错机制下能够进行合理的创新，是推动这一政策有效落地的保障。”王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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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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